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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
2021年06月30日 11: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光斌 字号
2021年06月30日 11: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光斌

内容摘要: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组成部分的政治学,万能娱乐游戏平台:在文明互鉴中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而依然能够坚守阵地并逐步发展壮大,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政治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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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组成部分的政治学,在文明互鉴中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而依然能够坚守阵地并逐步发展壮大,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政治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学科的政治学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时代性问题,并因其扎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大地之上,享有无与伦比的知识资源和智慧源泉,进而为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政治学提供了可能。

  在文明互鉴中成长的政治学:建构民主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不但是管理体制上的学习创新,还意味着思想文化上的文明互鉴。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只有政治意识形态而无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理论随着开放政策蜂拥而至。在政治学理论方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传播的主要是现代化理论,9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被大量译介到国内,21世纪流行的则是基于民主理论的治理理论。西方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的流行总是晚10年左右。在西方政治学理论脉络中,流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研究,是国家建设理论体系,即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模式和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的问题。到了80年代,政治发展理论开始衰落并让位于民主化理论,其实这是对国家建设理论的简单化,即把民主化视为国家建设的全部。到了90年代,伴随着民主化研究的推进,强调个体权利的治理理论又开始流行。可以认为,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依然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延伸。

  什么是自由主义民主呢?简单地说,熊彼特将人民民主置换为“选举式民主”,民主从此从人民主权的实质民主变成以选举为中心的程序民主。沿着“熊彼特民主”命题,萨托利根据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在语义学上缜密论证了选举式民主,认为有竞争性选举才是民主,否则就不是民主;达尔则主要围绕自由和选举两大要素,提出自由主义民主的7大标准。几代民主理论家完成了民主等于选举、选举就是民主的“选举式民主”的理论建构。在此基础上,诸如“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干脆以个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两个标准建立起衡量国家好坏的“自由之家指数”。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人还能在哲学上对资产阶级民主持批判性思考,但是当资产阶级民主被改造为自由主义民主后,国人几乎全无招架之力。以“选举式民主”为尺度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中国迅速成为显学,传统的实质民主观转变为唯一的程序民主观,并成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乃至道德标准。在这种泛道德化的政治语境下,对“选举式民主”作学理上的批判性分析尚且困难,更别说反对“选举式民主”的制度性主张。但是,随着一批学者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从美国留学归来,这一局面逐渐改观。因为他们深知民主在西方国家成长中的地位和角色,也了解民主在比较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大约从21世纪开始,政治学界从批判“选举式民主”出发,推动了民主观的又一次转型,即从程序民主到实质民主、从选举式民主到“治理民主”的转变。

  进入21世纪,陆续有了深入反思和批判“选举式民主”的学者,其中针对“民主迷信”的批判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举。有学者指出,民主制是社会条件的产物,是阶级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制度安排,而中国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以“正”为导向的贤能政治。“民主迷信”之说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这在普遍相信“民主万能”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相是遮不住的。俄罗斯转型的不堪后果,促使海外中国学者全面系统地重新认识西方民主,并在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历史中反思和批判西式民主,尖锐地指出“选举式民主”其实就是“选主”政治,从而全面提升了中国人关于西式民主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更重要的是,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定要认识到,即使接受西式民主,社会条件也比民主形式更重要。

  如果说西式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分别是自由主义民主和党争民主,那么中国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则分别是民本主义民主和协商共识型民主。自“审议民主”在中国落地为“协商民主”之后,关于协商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实践的研究,成果斐然。在中国政治中,通过协商而达成的政治共识,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政治行为模式,在新时代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致力于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应该说,“协商民主”之花开在西方政治学,“协商民主”之果结在中国政治学,这是因为中国政治中固有的协商传统和政治建制中固有的协商机制,才使得这个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在中国政治中受到广泛的拥抱。

  面对强势的西式民主话语,有了社会科学训练的中国政治学人,渐具对话能力,并在对话中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民主话语体系。但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学尚未出品学术体系完备、逻辑论证缜密的“巨著”,这也是留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空间。

  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政治学:回答“中国性”命题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历经5000年而未曾中断的大一统文明体,这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在世界上引来众多天才学者的好奇和赞叹,力图揭示其内在奥妙。

  治道、治法与治人是治体的三个核心要素,其中治道指向基本秩序原理,治法指向体系性规则和制度,治人指向政治主体,涵括其德行、智识和技艺。它们蕴含了国家结构的基本层面,如作为精神根基的政教政学关系、以礼法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注重相维相制的权力构造以及政治中心群体的能动角色。治体论在宋以来进入古典意义的成熟阶段,注重纪纲法度的制度性构成与变迁,突显出以“治法”为中心的思维特质,晚清以降这个传统被西学政体论取代。相比政体论关注最高权力所在的统治主体,治体的价值论、维度论更合乎中国历史实践特质的理论思维取向。这些要素如政治体的精神基础、治理模式、政体特征、治人养成,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无论处于哪个时代都需处理的必要构成。

  “政道”、“治道”都是治体理论的下位概念。理解了治体理论,就能明白中国之所以历经王朝更替而文明不衰,就在于作为载体的治体的系统性、适应性和连续性。如今,中国人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多维度性、多领域性,不是政体理论所能理解的,只能用“治体”理论去解释。并非偶然的是,“国家治理体系”也可以简称为“治体”,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也可以看作是对治体理论、治体思维的一种内在传承。

  在讲究历史连续性的文明基体论中,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延续和继承,同时也增添了现代性变量。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对当代中国是如何来的、如何组织起来的,作出概念化解释。政治思想自古有之,但作为学科、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在研究欧洲国家建设问题上诞生的,不同的国家建设历程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晚清以后遭遇总体性社会危机,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谁来将这样的“国家”组织起来?商业力量固然靠不住,官僚机器也随国家分裂而衰败了,国家亟需新的组织——政党。带有旧军阀政治遗产的国民党完不成孙中山“以党领军、以党建国”的设想,这个巨大使命最终由共产党完成了。这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建设路线,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都不能给予解释,只能基于这个历史而形成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相对应的政党中心主义。研究发现,虽然同谓“政党”,意涵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党只是竞争政权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的建国党。研究还发现,虽然中国共产党、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印度国大党都具有“使命型政党”的特征,但中国共产党具有民本思想的底色,而其余则主要是一个组织权力的机器,这种本体论性质的差别也决定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比如苏联解体和苏共的失败。正是政党政治的引入,当代中国政治层面的“国家性”既有了现代性特征,也是推动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新力量。

  中国政治学界大都承认中国模式之说,但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则有很大差异。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混合体。从本质上说这样表述并不错,但既然称之为“模式”,必然是一个概念化的表述,应该既能概括近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能最集中地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还能体现出中国的独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合理化解释,就是“民主集中制政体”,这是相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一种代表性政体。

  把中国模式概括为民主集中制政体,或者视民主集中制政体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一种将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学理论化或社会科学化的路径,重新将民主集中制上升到政体理论的高度去与代议制民主政体进行比较,从而有助于将中国政治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学的主流之中,而不再是所谓的“特殊性”、“例外论”。要做到这一点,仅有对关键性理论的研究是不够,还必须有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以便更好地检验既有理论的真伪,致力于发掘新理论。

  “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历史政治学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5000年而未曾中断的文明体,有的文明有古而无今,比如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等,有的国家有今而无古,这样的国家更多。所以,在芬纳著名的《统治史》中,中国是唯一贯穿了古代、近代、现代的国家。而且,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政治史和国家史属性,而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国家历史多为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中国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学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必然研究政治学说史,何况,中国拥有发达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研究路径或者方法论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学必然是历史政治学。

  到底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呢?首先,和成熟的历史社会学一样,历史政治学也是一套认识论、方法论,即从历史出发去研究问题,或者说把问题置于历史之中,以证明或者证伪既有的理论命题,或者发现新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借鉴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中的一些关键词,诸如路径依赖、时间进程、时间性、关键节点、报酬递增等分析性概念,使得从历史出发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即更有针对性地回答因果机制,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模糊的因果关系。

  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再简单地是一种观念,即所谓的历史观,还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一种“what is”;历史政治学中的“政治学”,是研究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三位一体的学问。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中国政治学量身定做的一种学说,因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不曾中断性造就了“恒常性”。这种“恒常性”不是没有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但西方人则习惯以自己之多变而将这种延续性视为停滞。这个认识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很重要,“没有历史”与“历史的延续性”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这涉及如何认识“历史”这个根本问题。

  由于历史政治学具有本体论属性而历史社会学主要是一种历史观,决定了历史社会学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研究宏大的制度变迁,诸如我们熟悉的历史社会学作品;而本体论是多层次的,有宏观、中观和微观,因此历史政治学不但用于研究宏大的制度变迁,还可以用来研究中观问题乃至微观问题。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存在决定了,历史政治学具有不可回避的政治功能问题,因为现代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之历史连续性意义上的存在,就是一种合法性政治论述。政治学说具有政治功能,是天经地义的事,相反,如若失去了政治功能,这样的政治学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作为“以中国为方法”的历史政治学,是几代政治学人在中西文明互鉴中艰难地探索出的一个学科范畴性质的知识门类,不但是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还是一门学科,这是因其本体论属性。作为一门知识门类或者学科范畴,其“中国性”属性是显然的。只有具有学科范畴的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即有主体性方法论自觉和自信,才能在文明互鉴中系统化地建构自主性政治学话语体系,更规范、更深入地回答“中国性”。推而广之,凡是拥有自己历史和文明的国家,都需要回答自己的“国家性”问题。没有这样根本性命题的政治学理论,一个国家就可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建构自主性、“中国性”的学说,并不意味着拘泥于“特殊性”而排斥所谓的“普遍性”。其实,近代以来,中国难道不是一直在拥抱、接受“现代性”和“普遍性”吗?相反,西方国家又接受了多少非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呢?应该换个角度看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宣称其文明是普遍的乃至“普世主义”的,而中国人却一直自认是“特殊的”?在比较文明的意义上,没有哪家文明是“普世主义”的,文明只能是多元的。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是假问题,多元文明互鉴是真问题。之所以还存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这是中国一度落后于西方而形成的历史印记,是中国人陷入的一种“问题陷阱”。如果非要说中国的“特殊性”,那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几千年存在的政治共同体,这应该是任何其他文明体渴望而不可得的“特殊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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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光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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